第79章（1 / 1）
在耶稣受难系列中，耶稣和抹大拉相遇的一幕按照惯例是必需的，却没有出现在镜子周围的这十幅微型图中。在巴洛克风格的传统中，耶稣戴着一顶阔沿帽是很平常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方塔纳·拉维尼亚、乔凡尼·卡拉乔洛、伦布兰特、斯普朗格和丢勒的作品中都是这样。许多艺术评论书把这对夫妇描写为拉着手，但画面上并不是这样。女人的手完全摊开、手心向上。男人只是托着她的手，展示给旁观者看。这样摊开的手代表开诚布公，没有威胁也没有秘密。男人的右手那个直立的手势在绘画中代表对情况的“持续”影响，是一种无言的控制力。
现在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扬·范·艾克的其他作品了。正如《根特祭坛画》中所显示的，他是一位隐喻和象征绘画大师。我们在此要考虑的只有两幅作品：《受难》（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耶稣坟前的三个玛利亚》（现存于鹿特丹布尼根博物馆）。在这两幅画中，玛利亚·抹大拉的形象都非常突出，而且都穿着绿袍、戴着白头巾。综合考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扬·范·艾克“隐藏着一个从未被发现的秘密”的双人肖像画也许是一幅构思巧妙的抹大拉隐喻画。
百合花饰和象征着已经终结的王朝的倒置皇冠（吊灯上的一支点燃的蜡烛也代表纪念）都和法国的梅罗文加王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Hernoul”看成法国的“赫诺尔（Hernoul）”（580-640年）。牛津大学女皇学院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中世纪法国文件中就提到了他。
赫诺尔的名字有许多变体，包括赫诺尔特、阿诺尔特、阿诺德、阿诺、阿诺尔德、阿诺克斯、阿诺尔夫等。他是奥斯特拉西亚的休德伯特二世和诺伊斯特里亚的洛泰尔二世的宫廷宰相（见中世纪的法国地图），于626年成为梅斯的主教。在此之前，他曾是洛泰尔的儿子达戈贝尔特的教师，但在他登基后并不支持他。事实上，赫诺尔是直接导致梅罗文加王朝覆灭（lefin）的人，他一手炮制了一连串的阴谋事件，促使后来《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诞生，并直接导致教皇任命他的后代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当上国王。（详情请见附录六《梅罗文加王朝的覆灭》）。
因此玛格丽特的绘画清单中的“Hernoullefin”并不是画的名字，和画中的人物也没有关系。这是她明白了这幅画隐藏的意义之后写下的。它标志着高卢的渔夫国王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Desposynic王国的抹大拉后代的终结。
“沙特尔教堂中的抹大拉彩色玻璃窗上的铭文”
从严格的绘画角度来说，这幅双人肖像和苏格兰茂尔岛德瓦格奇尔摩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的画面极其相似。彩色玻璃上的画面是耶稣和玛利亚·抹大拉亲密地拉着手（见图48）。双人肖像中的怀孕女人把腰带围在了腰部上方，而彩色玻璃上的玛利亚·抹大拉把腰带围在了腹部下面，这两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彩色玻璃上讲述的故事取材于《路加福音》第10章第42节。当耶稣来到马大的家时，跟马大说起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加图48抹大拉彩色玻璃窗——沙特尔大教堂
分析到目前这个阶段后，我们必然要提出问题：扬·范·艾克跟抹大拉的后代有个人关系吗？他是不是有可能和抹大拉的教派有某种联系？答案是“是的，当然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详细阐述。
抹大拉和潘多拉有什么关系？
有些绘画的寓言意味非常明显，因为它们的画名就传达了这一事实。佛兰德北方文艺复兴画派的画家扬·普罗弗创作的《神圣的寓言》（也称《基督教寓言》）就是有关抹大拉寓言的最佳例证。在这幅寓意深远的15世纪作品上，耶稣拿着一把剑，玛利亚·抹大拉戴着金色的王冠、拿着一个开了盖的盒子，里面是一串黑葡萄，盒子上栖着一只代表圣灵的鸽子。画面中央是一个蓝色的代表宇宙的球体，球体表面是各自独立的地球、太阳和月亮。意大利画家文托拉在他为蒙达辛诺的圣彼得教堂创作的《圣餐升高》中也画了相似的球体。约翰·海德里奇·舍恩菲尔德在作品《圣三位一体之崇敬》和西班牙画家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在作品《LaMessedefondationdel'ordredesTrinitaires》都表现了这个球体。后两幅画现收藏在卢浮宫。这一类的象征符号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是怎样挑战权威的。虽然这类作品大多是为教堂创作的，但它们违背了“地球中心说”的正统教条。
普罗弗让玛利亚·抹大拉拿着的小盒子是画面中最离经叛道的。虽然盒子里的葡萄使它所代表的圣杯意义非常明显，但在一般的作品中，她的雪花石膏盒子（在福音书中提到的）通常会被瓶子所代替。我们已经知道，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长细颈瓶”，但教会对于拿着盒子的圣女这一形象深恶痛绝。因为这个画面太容易让人联想起潘多拉的故事了。
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或者至少是人们所知的神话故事中），潘多拉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她带来了一个装满世界上一切邪恶的盒子。当她打开盒子向里看时，所有邪恶都逃出来侵害人类，只有“希望”还被困在盒子里。实际上，这个基督教化了的故事非常不合逻辑，因为“希望”不属于邪恶，因此根本不应该在盒子里。原本的故事是这样的：潘多拉被朱庇特送到地球上来，她带来的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是一个装满美好祝福的瓶子。她打开瓶子把祝福洒向了世界。 ↑返回顶部↑
现在我们应该来关注一下扬·范·艾克的其他作品了。正如《根特祭坛画》中所显示的，他是一位隐喻和象征绘画大师。我们在此要考虑的只有两幅作品：《受难》（现存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耶稣坟前的三个玛利亚》（现存于鹿特丹布尼根博物馆）。在这两幅画中，玛利亚·抹大拉的形象都非常突出，而且都穿着绿袍、戴着白头巾。综合考虑，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扬·范·艾克“隐藏着一个从未被发现的秘密”的双人肖像画也许是一幅构思巧妙的抹大拉隐喻画。
百合花饰和象征着已经终结的王朝的倒置皇冠（吊灯上的一支点燃的蜡烛也代表纪念）都和法国的梅罗文加王朝有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把“Hernoul”看成法国的“赫诺尔（Hernoul）”（580-640年）。牛津大学女皇学院图书馆保存的一份中世纪法国文件中就提到了他。
赫诺尔的名字有许多变体，包括赫诺尔特、阿诺尔特、阿诺德、阿诺、阿诺尔德、阿诺克斯、阿诺尔夫等。他是奥斯特拉西亚的休德伯特二世和诺伊斯特里亚的洛泰尔二世的宫廷宰相（见中世纪的法国地图），于626年成为梅斯的主教。在此之前，他曾是洛泰尔的儿子达戈贝尔特的教师，但在他登基后并不支持他。事实上，赫诺尔是直接导致梅罗文加王朝覆灭（lefin）的人，他一手炮制了一连串的阴谋事件，促使后来《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的诞生，并直接导致教皇任命他的后代查理曼大帝的父亲丕平当上国王。（详情请见附录六《梅罗文加王朝的覆灭》）。
因此玛格丽特的绘画清单中的“Hernoullefin”并不是画的名字，和画中的人物也没有关系。这是她明白了这幅画隐藏的意义之后写下的。它标志着高卢的渔夫国王统治的终结，也标志着Desposynic王国的抹大拉后代的终结。
“沙特尔教堂中的抹大拉彩色玻璃窗上的铭文”
从严格的绘画角度来说，这幅双人肖像和苏格兰茂尔岛德瓦格奇尔摩教堂的彩色玻璃上的画面极其相似。彩色玻璃上的画面是耶稣和玛利亚·抹大拉亲密地拉着手（见图48）。双人肖像中的怀孕女人把腰带围在了腰部上方，而彩色玻璃上的玛利亚·抹大拉把腰带围在了腹部下面，这两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彩色玻璃上讲述的故事取材于《路加福音》第10章第42节。当耶稣来到马大的家时，跟马大说起玛利亚·抹大拉：“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加图48抹大拉彩色玻璃窗——沙特尔大教堂
分析到目前这个阶段后，我们必然要提出问题：扬·范·艾克跟抹大拉的后代有个人关系吗？他是不是有可能和抹大拉的教派有某种联系？答案是“是的，当然是”.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详细阐述。
抹大拉和潘多拉有什么关系？
有些绘画的寓言意味非常明显，因为它们的画名就传达了这一事实。佛兰德北方文艺复兴画派的画家扬·普罗弗创作的《神圣的寓言》（也称《基督教寓言》）就是有关抹大拉寓言的最佳例证。在这幅寓意深远的15世纪作品上，耶稣拿着一把剑，玛利亚·抹大拉戴着金色的王冠、拿着一个开了盖的盒子，里面是一串黑葡萄，盒子上栖着一只代表圣灵的鸽子。画面中央是一个蓝色的代表宇宙的球体，球体表面是各自独立的地球、太阳和月亮。意大利画家文托拉在他为蒙达辛诺的圣彼得教堂创作的《圣餐升高》中也画了相似的球体。约翰·海德里奇·舍恩菲尔德在作品《圣三位一体之崇敬》和西班牙画家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在作品《LaMessedefondationdel'ordredesTrinitaires》都表现了这个球体。后两幅画现收藏在卢浮宫。这一类的象征符号说明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是怎样挑战权威的。虽然这类作品大多是为教堂创作的，但它们违背了“地球中心说”的正统教条。
普罗弗让玛利亚·抹大拉拿着的小盒子是画面中最离经叛道的。虽然盒子里的葡萄使它所代表的圣杯意义非常明显，但在一般的作品中，她的雪花石膏盒子（在福音书中提到的）通常会被瓶子所代替。我们已经知道，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一个“长细颈瓶”，但教会对于拿着盒子的圣女这一形象深恶痛绝。因为这个画面太容易让人联想起潘多拉的故事了。
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中（或者至少是人们所知的神话故事中），潘多拉是地球上的第一个女人，她带来了一个装满世界上一切邪恶的盒子。当她打开盒子向里看时，所有邪恶都逃出来侵害人类，只有“希望”还被困在盒子里。实际上，这个基督教化了的故事非常不合逻辑，因为“希望”不属于邪恶，因此根本不应该在盒子里。原本的故事是这样的：潘多拉被朱庇特送到地球上来，她带来的不是装满邪恶的盒子，而是一个装满美好祝福的瓶子。她打开瓶子把祝福洒向了世界。 ↑返回顶部↑